1995年6月26日，我们斯敏纳队同托里亚蒂市的拉达队比赛。当时我们处境困难，资金短缺，好久没发工资了。俱乐部的领导甚至在研究，有些客场比赛不打了，以节省开支。恰在此时，拉达队向我们提出这场球让给他们。俱乐部主席把我召去说：一切都定了，钱我们已经拿到手了，15000美元。这场球让给他们。我问：怎么让？主席说：这是你的事，你自己开动脑筋吧！于是我就开动脑筋了……在开场时球迷们看到首发阵容都笑了起来，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力中锋打起了拖后中卫。但开赛前我只对守门员讲了让球的事。上半场结束时仍为1：1，拉达队的主教练几乎犯了心肌梗塞。中场休息时我不得不对队员们实话实说：这场球要让。下半场开赛后，我们队完全散了架，对手轻而易举地取胜。他们的前锋瓦里耶夫一人连灌了我们四球。
我在甲级队工作了8年，没有哪一次比赛不给裁判塞钱的。我们斯敏纳俱乐部里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组。它的任务就是收集、分析我们的对手有多少张黄牌，然后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。一般地说，打客场我们无法拿分。如果我们下一轮的对手，其核心队员已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话，我们会在本轮与裁判取得联系，让他们判给这些队员第二张黄牌。下轮同我们比赛时，这些队员将不能上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合情合理，人不知鬼不觉。每个俱乐部都有类似的工作组在不断地运作，通常为了这样一张黄牌得支付裁判500美元。
1991年8月22日那场比赛最富戏剧性。我当时是斯巴达克队主教练，客队迪纳莫队当时是乙级队第一名，正为升级而努力。在一场比赛中我们被罚了三个点球，而且第82分钟时我的守门员还被罚出场外。赛后我的守门员告诉我，对方那个冲撞他的球员躺在场地上不起来。他问那个球员：你干吗躺在那儿，装什么蒜？对方回答说：我躺一会儿休息一下，说不定你会被罚下场。果然，主裁判对我的守门员亮出了红牌。这场球我们队1：3输掉了。终场的哨声吹响，球迷发生了骚乱。我愤怒极了，对主裁博依曹夫狠狠地“教训”了一通，并命令他把钱交出来！博依曹夫用颤抖的双手递上了一个信封，我打开一看，2000卢布。我给他的是1500卢布，也没装信封呀！我把信封连同钱一起扔还给了他：这不是我的钱！他赶忙又从背包里摸出了一把钱，1500卢布。这是我给的。博依曹夫哀求我：你放我走吧，谁也不会知道你打了我，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骚乱！放他走？说来倒容易，球迷也不放。但最终我们还是把他塞进了场边的一辆警车，把他送上了火车。
1992年我们去乌拉尔打客场，我与助理教练刚刚住进饭店房间，门铃响了。门外有人说：我是博依曹夫，明天的比赛由我吹。我对助手说：这回可糟了！我曾经狠狠揍过他，助手说：怎么会呢？！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家伙有多卑鄙！也真如我的助手所言他进房间以后，我们“谈了谈”。他把客队给做了，我们2：0赢了。后来他对我说过多次：如果需要，你只管说一声，任何队我都可以把它做掉！
（《足球》3．16马福聚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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